1. 原创

                                  甜言蜜语不是毒药。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八国联军退出中国。吓破了胆的慈禧太后终于从西安回銮北京。只是这一次她不敢沿原路返回,而是选择了东出潼关,经过河南洛阳、巩县、郑州到开封,再从开封渡过黄河,一路北上。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一直不允许陕西、河南等省修筑铁路、电报,以致陕、豫两地只能靠畜力运输或传递信息,极其不便。盛宣怀打出方便太后“回銮”的旗号,特意拨款修筑了潼关-直隶线,全长1600华里,与山东、江苏两路电报联通,从此开始了中国内地的电报网络建设。
                                  孙中山早闻马格里之名,这次居然能见到本尊,不喜过望,开始大谈中国洋务与维新问题。他先夸奖了李鸿章一番,然后又说中国如今在国际备受欺凌,皆因不重视洋务的缘故,中堂大人孤掌难鸣,须早变民主云云……马格里与邓廷铿早有计谋在胸,也只由着他慷慨激昂。
                                  而盛宣怀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先是邀请郑观应出山——这位曾写出惊世著作《盛世危言》的郑观应也是位大大的牛人,他的事迹容后再叙——北洋添一干才,盛宣怀得一强力臂助。接着购买电报器材,并在李鸿章的势力范围内,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短途电报线进行试运营,这也是在中国大陆境内,由中国人正式设立的第一条电报线路。
                                  “饶体”的通电在民国引起了模仿狂潮,我们如今翻那些通电文,大部分是长篇累牍、四骈六丽,都是饶汉祥起的头。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就曾模饶汉祥的笔法,连续伪造了黎元洪论国事的通电,也是骈四俪六,煞有其事,居然真假难辨。
                                  可是呢,上海政府对电报的态度很明确,绝计不允许这种申请。利富洋行先请当时的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出面申请,被坚决拒绝。利富公司驻上海的头头雷诺是个富有冒险精神的英国人,他觉得反正中国人软弱好欺,不妨搏上一搏,先造个既成事实。于是雷诺横下一条心,拍出一万两白银,从英国进了一批电报材料,找来两个德国技师,外加雇来的二十几个中国民夫,都集结到了上海租界与吴淞口之间的地段。
                                  凭借着外貌描述,帕丁顿站的警察很快就锁定了约翰·塔维,他们尾随着他出了车站,并在一家咖啡馆里拘捕了他。这次凶杀案全靠电报的传递迅速才告破,伦敦城引起了轰动,各大报纸纷纷以黑字标题渲染这一次案件的告破:“科学的胜利”、“神奇的远程通讯仪器揪出了凶手”原本就快黯然退场的五针电报靠着这次凶杀案,戏剧性地扭转了局面,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
                                  开工之前,他既不向官府申请,也不请示英国领事,而是自己甩开膀子,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沿着川沙厅(今上海浦东)小岬到黄浦江口金塘灯塔间偷偷摸摸建起了一条专用电报线路,长达21公里,光是电线杆就立了227根。
                                  但这些都不是白给的,盛宣怀要求他们在合同里写清楚:沿途诸口岸都不得分设线端。盛宣怀还悄悄在合同里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加了一个条款,言明这个项目如涉争议,不允许援引丹麦的先例。刚柔并济之下,大东公司终于接受了中方的条件,高高兴兴去筹款订货,把大北公司抛去了脑后。
                                  段祺瑞这回真坐不住了,他意识到这么下去,舆论上对自己完全不利。他立马给吴佩孚发了一个敬电,名敬实不敬,大骂吴佩孚军人干政。可怜段祺瑞到了这时候还以为是冯国璋搞的鬼,骂完吴佩孚还安慰几句,说子玉你是受人蒙欺,你跟随我多年,我没教育好你,也有责任,以后你可不要再谈论政治了。
                                  1908年,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费用再次下调,减了20%。以福建为例,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发往江苏是每个字1角6分银元,发到蒙古最贵,4角银元才能发1个字。
                                  熟练的莫尔斯电码电报员一秒可以传送一个字母,但培养出一个合格、高效的电报员却十分不容易。每天面对着不同的点、划,就算是铁人也都麻木了。这种状况一直到1920年发明了电传打字机,电报员才算解脱了抄电译电这个苦差事。
                                  所以民间的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曾多次呼吁电报能够降价,但毕竟这玩意是绝对的垄断经营,民间呼声虽高,终究也是白搭。
                                  1793年,法国查佩兄弟俩在巴黎和里尔之间架设了一条230公里长的托架式信息线路。这两兄弟也是第一个使用“电报”这个词的人,但这时候的“电报”,还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电报相去甚远,只能传递一些极为简单的信号。
                                  甚至为了抓料,他敢带着自己的夫人汤修慧去逛八大胡同的窑子。汤修慧是江苏人,能跟窑子里的南班姑娘交谈,听她们诉苦。凭借这个情报渠道,邵飘萍从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那里挖出了曹锟贿选大总统的重大新闻,在《京报》上以头版登出。曹锟大怒,下令查封《京报》,通缉邵飘萍。后来《京报》复开,邵飘萍在北京闲不住,一人一车单枪匹马去了山西给阎锡山作专访——要知道,那会儿兵荒马乱,可不像现在有石太高速公路。
                                  维皇汉九有,奠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迍邅。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隤,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财用匮竭,弗事劝徕,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犹复养病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揕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觉我侠士雄夫,所怒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惟精一,在德则刚,制行为纯,故土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竞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充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马牛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令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尽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民生,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复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巨蜿蜒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政之基,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斥。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
                                  国局始奠,海内虚耗,财用竭蹶,义宜根本整理;袁乃专事虚缘,日以借债政策,利诱他邦为私托外援之计,断送利权,绝不顾惜,逐鹿争臭,坌集庙朝,遂妄以北中二部,横断铁道,分许外人,惹起国交之猜疑,增益宗邦之危难,其罪十三也。欧陆战争,义以严守中立,及时奋进;袁乃内骄外谀,折冲无状,既反复狼狈,贻羞东鲁,复徘徊雌伏,巽立要盟,失满、蒙矿权,至于九处,承他邦意旨,发布誓言,辱国辱民,倾海不涤,其罪十四也。民族虎争,领土强食,外债毒国,既若饮鸩,竭泽厉民,何异自杀?袁于欧战既发,外赀猝断,乃专事掊克,内为恶税,房亩烟赌,一再搜括,复先后发行内国公债,额逾万万,按省配摊,指额求盈,小吏承旨,比户勒索,等于罚锾,致富户惊逃,闾里嗟怨,国民信爱,斲伤无余,神州陆沈,殷忧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贵有恒,纵博浪游,谥曰败子,盗贼充斥,此为厉阶,修政明刑,首宜致谨;袁乃纵容粤吏,复弛赌禁,使南疆富庶之区,负群盗如毛之痛,苛政猛虎,同恶相济,清乡剿杀,无时或已,政以福民,今为陷阱,其罪十六也。烟害流离,久痼华族,张皇人道,仅获禁约,奋厉阏绝,犹惧不亟;袁乃餂其厚获,倚以箕敛,宠登劣吏,设局专卖,重播官烟,飞扬淫毒,失信害民,辱国贻讥,其罪十七也。民权政治,积流成海,国家公有,炳若日星,世室旧家,且凛兹盛谊,汲汲改进,华族后起,方发皇古训,追踪世法,断脰流血,久而后得,大义既伸,迕则不忠,乔木既登,返则不智;袁乃身为豪奴,叛国称帝,监谤饰非,炰烋求是,狐假虎威,因以反噬,使凶德播流,戾气横溢,妖孽丧邦,甘为祸首,其罪十八也。易象系天,筮曰无妄,圣学传经,谊唯存诚,故忠信笃敬,保为民彝,衍为世德;袁乃机械变诈,崇事怪诡,貌为恭谨,潜藏祸谋,秘电飞词,转兴众口,涂刍引鹿,指称民意,欺世盗名,载鬼盈车,背食誓言,日月舛仵,使道德信义,全为废词,民质国华,尽量消失,其罪十九也。维我当世耆德,草野名贤,或手握兵符,风云在抱;或权领方牧,虎步龙骧;或道系乡闾,鹤鸣凤翽,细瞩理伦,横流若此,起瞩国家,悲悯何如?凡属衣冠之伦,幸及斯文未丧,等是邦家之主,胡堪义愤填膺。谯彼昏逆,洵堪发指,修我矛戟,盍赋同仇?书到都府,勋耆便合聚众兴师,都邑子弟,各整戎马,选尔车徒,同我六师,随集义麾,共扶社稷。昆仑山上,谁非黄帝子孙?涿鹿中原,合洗蚩尤兵甲。军府则总摄机宜,折冲内外,张皇国是,为兹要约。曰: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义一;改造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义二;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义三;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义四;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义五。建此五义,奉以纲维,普天率土,罔或贰心。军府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兹官吏,粤若军民,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抗义行,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于满、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

                                  借着收归国有一事,袁世凯入主电报总局,盛宣怀退避三舍。不过毕竟电报总局是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等人一手打造,他们的势力已经浸透在电报总局中了。北洋、洋务、商人各派别互相勾心斗角,这个情况到了成立邮传部后,也没有多少好转。
                                  他跟盛宣怀也是旧识。第三节里曾讲到朝廷在修长江支线的时候,盛宣怀伙同大北公司陷害胡雪岩,当时大北公司派去与盛宣怀一起秘密商议的代表,就是这位恒宁生,双方合作得非常愉快。
                                  利富洋行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国公司之一,在上海混的一直不错。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利富洋行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们为了解竞争对手情况,打算在上海吴淞口设立几个观察点,随时报告各国海轮进出情况。吴淞口离租界有很长一段距离,这就非得用电报不可,否则等你观察完再驰马回报,人家早就进港卸货了。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在遏制了电报总局进军长江流域后,胡雪岩派人混进盛宣怀开办的电报学堂学习知识,基本弄清了架设电报的工作流程,还搞了几套密码出来。左宗棠随即上书朝廷,并获得独立建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批准。
                                  烟台自《天津条约》开埠之后,一直是通商重镇,亦是上海联系北京、大沽、大连等地的南北电报枢纽。水下陆上电线纵横,中外电报俱集中于此处中转。慈禧的缉捕令第一个就拍到了烟台登莱道衙门。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条约虽然签定,但毕竟地方的督抚们不能代表清朝中央政府,也没有外交权,这份条约是没有任何公法效力的。盛宣怀的好友,《新闻报》老板卡尔文·弗格森在签字当天还问他:“今日定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所以3天后,一直被督抚们压着没有公开宣布的《宣战诏书》突然在上海被公布,又引起了很多人的震动和猜疑。
                                  大北公司被盛宣怀玩退了,中国电报局乘胜追击,其余诸线传檄而定。盛宣怀杀得性起,甚至一路追杀到香港,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港督弃置港英当局架设的新安线,以中国线路代替,并在九龙设了中国电报局的分号。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民国之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个人发通电,也不是没有先例。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唯独这位老先生,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颇有些“有意见要通电,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的精神头儿。甚至袁世凯提出祭祀孔子的时候,他也要发封电报给黎元洪和段祺瑞,提出祭孔一定要行跪拜礼,喊出“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用”的论调。
                                  光绪皇帝虽非明君,这点政治嗅觉还是有的。光绪曾经颁给过杨锐一纸衣带诏,其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足见这位皇帝对于未来的态度已经相当悲观。尽管谭嗣同建议说可以拉拢袁世凯作为靠山,光绪仍旧心绪不安。他唯恐压在头上的“老佛爷”突然翻脸砸下来,让自己这一派全军覆没,于是便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连续召见袁世凯,极力笼络;一方面又下旨派康有为前往上海,名义上是督办《时务报》,其实是有意想让这位康圣人离开北京这个龙潭虎穴,留下维新派的一点骨血。康有为开始坚决不走,光绪皇帝再三催促,甚至在托林旭转交的密诏里都说出了“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这种露骨的话出来,可见局势之危急。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顶多也就两万米长,可是,跟她们同事的老报务员却已经超过二十万米了。收报的时候,他用不着像她们那样,看着纸条,皱着眉头,去拼读那些难认的词和句子。他根据电报机的嗒嗒声,就能把电文译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他们的观感,基本上可以代表那一个时代中国人对电报的全部想象。正是这一点惊异,逐渐牵引着电报这种西洋的“奇技淫巧”融入时代的脉络,融入国人的生活,与历史进程密切相连,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莫尔斯或许是把他画家的感性运用到了研究中,他独辟蹊径,化具象为抽象,用信号点、划、空三种状态的组合来“表征”所有字母和数字,从而实现了只用两种电信号就能传递复杂信息的目的,大大简化了电报装置,可以通过被称为电子脉冲的连续波信号来传播,因此不管是有线还是无线电报,都能利用这一模式方便地发送和接收。1837年,莫尔斯造出了他的第一台电报机,并且正式申请了专利。
                                  时任美国公使的是杨儒,这是一位晚清名臣,素以铮铮铁骨而著称。他后来转任俄罗斯、奥地利、荷兰三国公使,在与俄罗斯人谈判护(中东)路及东北问题时,拒绝在对中国不利的条约上签字,态度之硬,胜过西伯利亚的石头,最后把一盘败局生生掰和,自己却病死在彼得堡,算得上是条好汉。
                                  然而积重难返的满清朝廷,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已经不可能像明治维新的日本一样轻易摆脱那太过沉重的历史包袱。上有积威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中有闭目塞听的守旧官僚,下有民智未开的无知百姓。漫说光绪不是光武帝,就算他有着超越唐太宗、宋太祖的才华,面对着这无奈到了极点的局面,只怕也只能黯然一声长叹罢了。更何况,他只不过是个徒有热情,却既无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无可依靠的班底的空壳子皇帝呢。
                                  这封电文先历陈一下自己前几个月来回奔走又要取消帝制,又要保全袁世凯,希望从中求得转圜云云,表明自己已是仁至义尽;然后话锋一转,批评袁世凯对宣布退位没有诚意,扣定了他不仁在先,为后面反袁的举动张目。随后“宦为川民请命,项诚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这是这封通电的精妙之处,一下子把陈宦拔高到了为四川请命的道德高度,不是我陈宦想对不起你,而是你袁世凯对不起四川老百姓。你对我个人是很不错,我感恩戴德,只不过我还得为四川老百姓着想,所以不得不与你断绝关系。这一篇通电逻辑清楚,立意高标,政治上和道德上无懈可击,让人击节赞叹。
                                  这时候,康德黎四处奔走的消息传到《地球报》记者的耳朵里。记者找到康德黎,作了一篇专访,在10月22日刊登出来,标题叫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详细叙述孙中山被拘禁的经过。是章一刊,舆论一时哗然,包括《泰晤士报》内的各大报纸纷纷予以报道,更有伦敦华侨和留学青年聚集在使馆前大声抗议。

                                  起初听说儿子参与写书,我并不清楚其中内容,只是关心他的写作状态。我以一名作家的亲身体验,为他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人们常说“卖文如卖血”,写作是一件呕心沥血的辛苦事,正式写书不比网上论坛,而且首次合作写书,需要两地频频沟通磨合。为了按期向出版社交稿,儿子一连个把月,白天上班加班,晚上熬夜写书,我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

                                  部里和各省有矛盾,尚书和侍郎之间有矛盾,下边的主管、职员又分成好几个派系,邮传部内部可谓山头林立,一潭水深不可测。邮传部存在的时间是1906年到1912年,短短6年时间,一把手换了13次,最短的一个任期不到半个月。好事的人甚至传言,邮传部的位子坐上去不吉利。这个当然是迷信的说法,其根本原因,还是内耗太消磨人了。第6任尚书、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深知其中三昧,他曾经长叹道:“邮传部事难办在权限不一,即用人犹如此掣肘,况兼交涉更须与外务部合办,无怪历任尚书无久任者。”

                                  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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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昏侯萧宝卷
                                  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件事是当你拥抱一个你爱的人他竟然把你抱得更紧。
                                  啊!美

                                  说过要留长发

                                  要靠
                                  有人说婚姻是围城
                                  郭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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